文旅融合,推动历史遗产“活起来”

2002年春季拍摄的蒙城尉迟寺遗址第十三次考古发掘现场。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

近日,游客在参观蒙城县博物馆馆藏文物大口陶尊。本报通讯员 代慧康 摄
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蒙城县小涧镇狼山黑陶传承人李朝刚展示黑陶作品。本报记者 武长鹏 摄

“你敢信吗?我家的花盆有4000多年历史。”尽管过去了30多年,一想起考古队队员看到花盆时吃惊的表情,让老毕记忆犹新。

老毕名叫毕正昌,是蒙城县许疃镇尉迟寺村村民,今年84岁。30多年前,在他的引导下,安徽考古部门从一个花盆入手,“挖”出了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——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,填补了大汶口文化缺少完整聚落的空白,被列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,2001年成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没想到,像我家花盆这样的文物,在尉迟寺遗址出土了近万件,分别在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博物馆展示。”如今已是尉迟寺遗址看护员的老毕欣慰地说。

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留下了哪些先民的遗迹?记者近日到蒙城县一探究竟。

神秘符号

引发网友关注

最近,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成为“网红”——上面刻画的神秘符号引起广大网友的热切关注。

“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大口陶尊正是出土于蒙城县。像这样的文物,目前共出土了51件,其中完整修复了44件,在蒙城县博物馆展出的有28件。”蒙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蔡凌凯告诉记者。

在蒙城县博物馆第一展厅,十几件形似炮弹的大口陶尊映入眼帘,呈尖底或圜底状。蔡凌凯介绍,大口陶尊是尊式之一,在新石器遗址出土很多,有的带有符号,有的不带。中国考古博物馆、安徽省博物院、亳州市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,都是带有符号的。

这些刻画的符号分别是“日”“月”“山”形,抽象的表达和组合,超越了简单的图画,有专家认为可能是汉字的雏形。

“陶刻符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。从上世纪60年代首次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至今,几十年来都没有间断对这些神秘符号的研究。对这种符号的认识,一直处于图案、符号、族徽、文字等不同的争论中,也有学者把它们归到原始历法或天文有关的范畴之内,但是文字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。”蔡凌凯说,陶刻符号可能是先民对所崇拜的自然现象的抽象摹画,并刻画到大口陶尊上,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或祭祀用品。

根据考古,这类陶文刻画符号是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标志,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、大朱家村遗址、山东诸城前寨遗址都有类似发现。在交通不便的古代,蒙城与山东相隔遥远,出现相似的器物和陶刻符号,绝非偶然。

除了这些刻画符号的意义,大口陶尊的使用功能同样是个谜。

在尉迟寺遗址中,大口尊大部分是作为儿童墓葬的葬具或祭祀而用,这也是尉迟寺遗址比较典型的特征,有别于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。同时在遗址的红烧土房址中,亦发现其踪迹,可见它不单是作为葬具或祭祀专用。

作为生活用具的大口尊,一般装饰有很粗的斜蓝纹,口径较大、腹部略鼓,底较尖,器壁略薄于墓葬或祭祀用的大口尊。

“蒙城出土的大口陶尊,无论是数量还是保存质量,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。这说明蒙城地区自古就有先民聚居,已经显露出文明的曙光。”蔡凌凯告诉记者。

万件文物

还原先民生活

“大口陶尊刚发现时,大家都不知道是干啥用的,我还用来栽过花。”老毕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,蒙城地区的砖窑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,老毕所在村庄附近就有十几个。

“烧砖需要黏土,村民纷纷挖地取土,经常会挖出一些陶陶罐罐。”老毕告诉记者,别人不在意,他却留了心。老毕把一些陶罐捡回家,挑拣一些外形完整的送到县里,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,并上报到了省考古部门。

“当文管所人员看到我家的花盆时,眼神都变了。后来听考古队说,那个花盆专业的名字叫大口陶尊,有4000多年历史。”老毕说。

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沿着大口陶尊顺藤摸瓜,最终挖掘出了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——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,东西长约370米,南北宽约250米,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。因在遗址上曾有一座寺庙,为纪念唐朝名将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,故被称为“尉迟寺遗址”。

第五届安徽省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会员、亳州市文史研究员韩超告诉记者,从1989年秋开始试发掘,经过1989年至1995年、2001年至2003年两阶段先后13次考古发掘,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烧土房址14排73间、墓葬300余座以及大量的灰坑、祭祀坑等遗迹,出土各种石器、陶器、骨器、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,知名的有鸟形神器、大口陶尊、七足镂孔器、高柄杯等。

“尉迟寺遗址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,距今4500年至5000年,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。”韩超说,从尉迟寺遗址的规模看,在史前算得上是“大城市”,因此才凸显其在考古界的重要地位。此外,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,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、最丰富、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。

被誉为“中国原始第一村村长”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告诉记者,这些建筑经过统一规划、精心设计,体现出先民高超的建筑技术以及发达的文明程度。

韩超介绍,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、容器可以推断,这类器物与酿酒、饮酒有关。有余粮才能酿酒。尉迟寺遗址大量酒具的存在,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——先民们不仅吃好粮、喝美酒,还可以狩猎捕鱼,食有荤腥。

文创产品

复活历史记忆

漫步在蒙城县博物馆,还能欣赏到精妙绝伦、富有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些非遗在继承远古记忆的同时,不断得到活态传承和创新。

大口陶尊、鸟形神器、七足镂孔器、高柄杯......记者走进蒙城县小涧镇狼山黑陶传承人李朝刚的工作室,一件件文物复制品栩栩如生。这些黑陶作品“黑如漆、明如镜、硬如瓷、声如磬”,让“文物”显得更加富有生机。

狼山黑陶是产自蒙城狼山一带的民间制陶工艺品。李朝刚告诉记者,黑陶制作技艺复杂,光手工炼泥准备坯料就需要近一年时间。在制作时要反复拍打,拍打结束后再用泥千子把泥片刮平刮光,晾放后在陶器上面刻画。各种配件制作要反复整形,确保严丝合缝、规整协调,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才会美观。

“县里鼓励我把狼山黑陶与尉迟寺出土文物结合起来,用民间工艺赋予文物生命力,真正让文物‘活’起来。”李朝刚对记者说,他将制作更多具有“原始第一村”特色的黑陶作品,更好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。

除了狼山黑陶,蒙城县博物馆里的非遗项目还包括火笔画、刻纸、锡包壶、笙的制作等民间手工艺,锣鼓棚、淮北大鼓、唢呐、琴书等民间乐器,六国棋等蒙城特有的体育竞技,以及蒙城撒汤、油酥烧饼等传统名吃,它们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
在蒙城县城鼓楼附近,卢家笙的第4代传承人卢俊军正在埋头制作笙器。

“这是我制作的最小的笙,应该也是市面上最小的笙。笙越小越难做,非常考验技艺。”卢俊军告诉记者。

成语“滥竽充数”中的竽,就是笙的一种,是古老的簧管乐器。簧片在簧框中自由振动,声音清脆。簧片的制作非常繁琐且辛苦,需要用肩膀抵住刻刀,将厚厚的黄铜磨成薄如蝉翼的薄片。

卢俊军从8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制笙。“一把笙从选取原料到加工完成,需要100多道工序,全靠手工完成。”卢俊军说,虽然制笙辛苦,他仍然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制笙。如今,在卢俊军的经营下,卢家笙的质量越做越好,名气越来越大。

也有一些非遗虽然失去了原有的功能,却以工艺品的形式传承下来,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在蒙城县漆园街道有一种名为“葫芦雕刻”的民间技艺,至今已传承五代。

蒙城“葫芦雕刻”传承人郁灯杰告诉记者,雕刻葫芦一般先用铅笔打底稿,然后用刻刀刺破葫芦表皮进行雕刻,施刀要做到稳、准、轻、慢、巧,力求眼心手配合默契、一气呵成。雕刻完成后再涂上松墨,最后上光。

“葫芦雕刻集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于一体,雕琢出来的葫芦给人以美的享受。”郁灯杰说。

“博物馆里的‘中国原始第一村’遗迹和非遗,也曾是古人生活中使用的东西。”蔡凌凯告诉记者,弘扬馆藏和非遗的意义,正是将先民的创造与今人的创新相结合,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中华文明的精华,使文明之火生生不息,在世界舞台弘扬中国精神,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。( 本报记者 武长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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