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2年春季拍摄的蒙城尉迟寺遗址第十三次考古发掘现场。本报通讯员 胡卫国 摄

近日，游客在参观蒙城县博物馆馆藏文物大口陶尊。本报通讯员 代慧康 摄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蒙城县小涧镇狼山黑陶传承人李朝刚展示黑陶作品。本报记者 武长鹏 摄

“你敢信吗？我家的花盆有4000多年历史。”尽管过去了30多年，一想起考古队队员看到花盆时吃惊的表情，让老毕记忆犹新。

老毕名叫毕正昌，是蒙城县许疃镇尉迟寺村村民，今年84岁。30多年前，在他的引导下，安徽考古部门从一个花盆入手，“挖”出了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——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，填补了大汶口文化缺少完整聚落的空白，被列为199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，2001年成为第五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“没想到，像我家花盆这样的文物，在尉迟寺遗址出土了近万件，分别在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博物馆展示。”如今已是尉迟寺遗址看护员的老毕欣慰地说。

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留下了哪些先民的遗迹？记者近日到蒙城县一探究竟。

神秘符号

引发网友关注

最近，中国考古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成为“网红”——上面刻画的神秘符号引起广大网友的热切关注。

“中国考古博物馆的大口陶尊正是出土于蒙城县。像这样的文物，目前共出土了51件，其中完整修复了44件，在蒙城县博物馆展出的有28件。”蒙城县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蔡凌凯告诉记者。

在蒙城县博物馆第一展厅，十几件形似炮弹的大口陶尊映入眼帘，呈尖底或圜底状。蔡凌凯介绍，大口陶尊是尊式之一，在新石器遗址出土很多，有的带有符号，有的不带。中国考古博物馆、安徽省博物院、亳州市博物馆展出的大口陶尊，都是带有符号的。

这些刻画的符号分别是“日”“月”“山”形，抽象的表达和组合，超越了简单的图画，有专家认为可能是汉字的雏形。

“陶刻符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焦点。从上世纪60年代首次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至今，几十年来都没有间断对这些神秘符号的研究。对这种符号的认识，一直处于图案、符号、族徽、文字等不同的争论中，也有学者把它们归到原始历法或天文有关的范畴之内，但是文字说一直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。”蔡凌凯说，陶刻符号可能是先民对所崇拜的自然现象的抽象摹画，并刻画到大口陶尊上，作为重要的陪葬品或祭祀用品。

根据考古，这类陶文刻画符号是大汶口文化的独特标志，在山东莒县陵阳河遗址、大朱家村遗址、山东诸城前寨遗址都有类似发现。在交通不便的古代，蒙城与山东相隔遥远，出现相似的器物和陶刻符号，绝非偶然。

除了这些刻画符号的意义，大口陶尊的使用功能同样是个谜。

在尉迟寺遗址中，大口尊大部分是作为儿童墓葬的葬具或祭祀而用，这也是尉迟寺遗址比较典型的特征，有别于其他大汶口文化遗址。同时在遗址的红烧土房址中，亦发现其踪迹，可见它不单是作为葬具或祭祀专用。

作为生活用具的大口尊，一般装饰有很粗的斜蓝纹，口径较大、腹部略鼓，底较尖，器壁略薄于墓葬或祭祀用的大口尊。

“蒙城出土的大口陶尊，无论是数量还是保存质量，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。这说明蒙城地区自古就有先民聚居，已经显露出文明的曙光。”蔡凌凯告诉记者。

万件文物

还原先民生活

“大口陶尊刚发现时，大家都不知道是干啥用的，我还用来栽过花。”老毕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蒙城地区的砖窑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，老毕所在村庄附近就有十几个。

“烧砖需要黏土，村民纷纷挖地取土，经常会挖出一些陶陶罐罐。”老毕告诉记者，别人不在意，他却留了心。老毕把一些陶罐捡回家，挑拣一些外形完整的送到县里，引起了文物管理部门的注意，并上报到了省考古部门。

“当文管所人员看到我家的花盆时，眼神都变了。后来听考古队说，那个花盆专业的名字叫大口陶尊，有4000多年历史。”老毕说。

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队沿着大口陶尊顺藤摸瓜，最终挖掘出了“中国原始第一村”——新石器时代尉迟寺遗址，东西长约370米，南北宽约250米，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。因在遗址上曾有一座寺庙，为纪念唐朝名将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，故被称为“尉迟寺遗址”。

第五届安徽省文史资料学术研究会会员、亳州市文史研究员韩超告诉记者，从1989年秋开始试发掘，经过1989年至1995年、2001年至2003年两阶段先后13次考古发掘，共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红烧土房址14排73间、墓葬300余座以及大量的灰坑、祭祀坑等遗迹，出土各种石器、陶器、骨器、蚌器等珍贵文物近万件，知名的有鸟形神器、大口陶尊、七足镂孔器、高柄杯等。

“尉迟寺遗址是国内目前保存最为完整、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，距今4500年至5000年，主要为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。”韩超说，从尉迟寺遗址的规模看，在史前算得上是“大城市”，因此才凸显其在考古界的重要地位。此外，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，也是我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、最丰富、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。

被誉为“中国原始第一村村长”的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告诉记者，这些建筑经过统一规划、精心设计，体现出先民高超的建筑技术以及发达的文明程度。

韩超介绍，从遗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、容器可以推断，这类器物与酿酒、饮酒有关。有余粮才能酿酒。尉迟寺遗址大量酒具的存在，反映了当时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——先民们不仅吃好粮、喝美酒，还可以狩猎捕鱼，食有荤腥。

文创产品

复活历史记忆

漫步在蒙城县博物馆，还能欣赏到精妙绝伦、富有智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这些非遗在继承远古记忆的同时，不断得到活态传承和创新。

大口陶尊、鸟形神器、七足镂孔器、高柄杯......记者走进蒙城县小涧镇狼山黑陶传承人李朝刚的工作室，一件件文物复制品栩栩如生。这些黑陶作品“黑如漆、明如镜、硬如瓷、声如磬”，让“文物”显得更加富有生机。

狼山黑陶是产自蒙城狼山一带的民间制陶工艺品。李朝刚告诉记者，黑陶制作技艺复杂，光手工炼泥准备坯料就需要近一年时间。在制作时要反复拍打，拍打结束后再用泥千子把泥片刮平刮光，晾放后在陶器上面刻画。各种配件制作要反复整形，确保严丝合缝、规整协调，这样制作出来的陶器才会美观。

“县里鼓励我把狼山黑陶与尉迟寺出土文物结合起来，用民间工艺赋予文物生命力，真正让文物‘活’起来。”李朝刚对记者说，他将制作更多具有“原始第一村”特色的黑陶作品，更好地与传统文化相结合。

除了狼山黑陶，蒙城县博物馆里的非遗项目还包括火笔画、刻纸、锡包壶、笙的制作等民间手工艺，锣鼓棚、淮北大鼓、唢呐、琴书等民间乐器，六国棋等蒙城特有的体育竞技，以及蒙城撒汤、油酥烧饼等传统名吃，它们都在现实生活中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
在蒙城县城鼓楼附近，卢家笙的第4代传承人卢俊军正在埋头制作笙器。

“这是我制作的最小的笙，应该也是市面上最小的笙。笙越小越难做，非常考验技艺。”卢俊军告诉记者。

成语“滥竽充数”中的竽，就是笙的一种，是古老的簧管乐器。簧片在簧框中自由振动，声音清脆。簧片的制作非常繁琐且辛苦，需要用肩膀抵住刻刀，将厚厚的黄铜磨成薄如蝉翼的薄片。

卢俊军从8岁开始便跟着父亲学习制笙。“一把笙从选取原料到加工完成，需要100多道工序，全靠手工完成。”卢俊军说，虽然制笙辛苦，他仍然鼓励自己的孩子学习制笙。如今，在卢俊军的经营下，卢家笙的质量越做越好，名气越来越大。

也有一些非遗虽然失去了原有的功能，却以工艺品的形式传承下来，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在蒙城县漆园街道有一种名为“葫芦雕刻”的民间技艺，至今已传承五代。

蒙城“葫芦雕刻”传承人郁灯杰告诉记者，雕刻葫芦一般先用铅笔打底稿，然后用刻刀刺破葫芦表皮进行雕刻，施刀要做到稳、准、轻、慢、巧，力求眼心手配合默契、一气呵成。雕刻完成后再涂上松墨，最后上光。

“葫芦雕刻集书法、绘画、篆刻于一体，雕琢出来的葫芦给人以美的享受。”郁灯杰说。

“博物馆里的‘中国原始第一村’遗迹和非遗，也曾是古人生活中使用的东西。”蔡凌凯告诉记者，弘扬馆藏和非遗的意义，正是将先民的创造与今人的创新相结合，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中华文明的精华，使文明之火生生不息，在世界舞台弘扬中国精神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。（ 本报记者 武长鹏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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